抗击非洲的不平等现象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成为南非首位民选的总统后不久，就对其男女国民（实际上也是对所有非洲人）说：“我们必须携手努力，确保社会中的财富、机会和权力能公平分配。”

1996年，当他发表这些言论时，南非刚刚从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中走出，当时非白人占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三，没有投票权和土地所有权，不能从事技术类工作或享受最基本的服务。

该国的贫困率短暂下降后，2015年后又开始反弹。尽管数百万南非人的教育和就业前景改善，但国家总体收入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的一项新研究，南非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居世界首位。在这方面，南非在非洲国家中并不是特例。开发署于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幕周期间在纽约发布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报告表明，全球19个最不平等的国家中，有10个位于非洲。

该地区的科特迪瓦、毛里求斯和卢旺达等多国在过去15年间经济成效显著，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教育和卫生保健，但其他国家仍然落后。

阻碍所有人收入提高的一个因素是该地区根深蒂固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精英阶层显赫的财富与大多数普通人悲惨的日常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不公平的差距，这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并助长了抗议和叛乱。

纳米比亚1990年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获得独立时，延续了非洲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现任总统哈格·根哥布（Hage Geingob）在联合国大会上称：“只要纳米比亚的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根本的转变

直到最近，收入不平等仅受到发展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些许关注。20世纪90年代之前，他们主要关注刺激经济增长。最终，越来越明晰的是，仅靠培育市场并不一定会惠及穷人，而过度的自由化实际上会损害穷人的利益。

2000年，国际社会通过千年发展目标，将重点转向扶贫措施和改善社会福祉。

贫困率随后在许多经济实现增长的非洲国家有所下降。然而，尽管经济总体增长强劲，但非洲大陆近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仍不足1.25美元。研究表明，不平等程度越低，受益于增长的人群就越广。然而，在较不平等的国家，富人将大头收入囊中，穷人几无所得。

这一认识为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谈判奠定了基础。这套全球目标不仅呼吁消除贫困，还呼吁减少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开发署称之为“根本性的转变”，旨在消除妨碍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后一英里排斥”。

分析非洲的收入不平等时，开发署的报告重点关注29个撒哈拉以南国家(占非洲人口的80%)，其家庭消费数据充足。报告显示，1991年至2011年间，其中17个国家设法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其余12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同期有所上升。

这一差异反映出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对各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且仍在升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非洲，这些国家有的拥有资本密集型的石油和采矿行业，但就业机会有限，有的仍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前殖民社会。

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下降的国家大多位于西非，这些国家初始不平等程度通常较低，主要依靠小农农业，因此许多人得益于生产率提高。

不平等的原因

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但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影响它们的因素。各国不平等的根源极少雷同，可能包括获得土地和资本及进入市场的渠道有限、税收制度不公、极易受到全球市场不利环境的影响、腐败猖獗以及公共资源世袭分配等。

尽管所有国家都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且非洲的问题尤为严重，但大多数标准衡量方法都低估了该问题，因为这些方法依赖家庭收入或消费数据。这些估算结果往往假定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能力相同。

根据报告中援引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虽然一些国家努力缩小经济差距，但另一些国家的“现有精英”却反对这种做法。

开发署的新报告指出，某些地理区域被边缘化，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在社会和政治上受到排斥，会造成尤为剧烈的后果，引发动乱甚至武装冲突。

不存在单一的解决方案

由于不平等受到复杂的多重因素影响，“解决这一挑战没有灵丹妙药，”开发署助理署长、非洲局主管阿卜杜拉耶·马尔·迪耶表示，“需要多种应对措施。”

在本期《非洲振兴》中，我们研究多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现行措施，包括教育不平等、影响弱势群体(白化病患者)的不平等、与商业领导力有关的不平等，以及影响非洲与其他地区贸易的不平等。

不论一个国家的特定历史和国情如何，减少整个地区不平等现象的一些措施已被证明尤为有效：提高小农户生产率，确保妇女获得土地的机会，转变在服务和经济机会方面优先照顾城市的情况，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加强能力以防止富人逃税，引入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方案，并消除一切形式的排斥。

归根到底，这些努力旨在确保所有非洲人能够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并维护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