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日
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与裨益
2012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指出：“通过分析移动电话的使用模式，一个旧金山的研究小组能够预测出地球另一端疾病暴发的严重程度。”1当时，大多数国家未能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暴发促使各国争先恐后开发了各种追踪应用程序。
如今，对于信息学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大流行病应对工作中的关键作用，人们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先进技术的作用包括追踪可能的感染者，追踪接触者，有针对性地提供医疗服务，以及通过跨数据库连接获取重要数据（例如健康状况和近期旅行记录）。
显然，这些措施卓有成效。牛津大学在2020年4月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一个国家有56%的人口使用某个追踪应用程序，那么，该应用程序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控制2019冠状病毒病。
但是，这种方法引起了人们对个人隐私的担忧，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对其褒贬不一。有一个问题尤为重要：个人信息是否储存在外部，而非个人手机里？因此，这些方法必须同时兼顾技术可行性和社会接受度。
经济选择也同样重要。由于大流行病的暴发，教学和教育、工作、会议、行政管理、购物以及社交活动迅速转移到线上。新闻、信息、娱乐和医疗咨询等几乎所有服务都在网上日趋普及。这种变化可能无法逆转，因为这种运行方式更加分散化，许多企业、政府机构、大学、零售商和个人因此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大流行病暴发前，技术融合已经进行了数年，为当前的转变奠定了框架。变化始于传播部门。这一部门曾经完全由广播和印刷行业的精英掌控，如今，传播部门的权力被分散，公民记者、脸书和推特用户、博客作者以及视频博主逐渐兴起。因此，新闻、信息和娱乐不再是传统内容创作者和发行者独占的领域。现在，普通人既是内容的消费者又是创造者，他们能够从全世界任何一个连接了网络的村庄分享自己的视角和世界观。
数字化转型的挑战
人们越来越依赖在线资源，就会更容易受到有害内容的影响，包括煽动种族主义、阴谋论、暴力和激进行为的宣传。一些有害内容更不易觉察，它们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将人们隔离在不同“气泡”里，导致他们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长此以往，这将破坏社会中共同价值观和宽容的基础，撕裂民主社会。
人工智能影响着人们阅读的信息和新闻、听的音乐、作出的决定以及政治方面的参与和互动，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呼吁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的这一作用。在大流行病暴发前，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指出，我们“正在将更多的决定委托给智能系统，从如何通勤到晚饭吃什么。”2因此，人们担心技术公司使用的人工智能系统会成为“黑匣子”，扩大技术公司与包括决策者和监管机构在内的所有人之间的信息鸿沟。3
信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创建、发散和收集，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的信息被存储、访问和共享的情况，包括时间、内容和方式。在未来世界中，人们将与受人工智能控制的“智能”设备建立更加深厚的信任关系，在当前的过渡时期，上述信息鸿沟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来自艾伦•图灵研究所的戴维•莱斯利 (David Leslie) 指出：“对于任何快速发展的新技术来说，陡峭的学习曲线意味着可能出现错误和误算，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也不可避免。人工智能也不例外。”4
公民难以区分虚假新闻和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换脸”技术将迅速加剧虚假新闻这一现象，这就造成了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信任赤字”。5例如，由于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产生的热门话题，世界卫生组织除了要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还要抗击“信息流行病”，因为许多面临感染风险的人不清楚有关大流行病的信息中有多少是错误的、有刻意误导性的或恶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在此次大流行病期间，网络欺诈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三倍。诈骗者利用这次危机提供有关疫情的虚假建议，诱使收件人点击链接下载恶意软件，从而捕获收件人的个人和财务信息。
其他日益紧迫的问题包括：平台所有权高度集中；数百万人无法连接网络或缺乏数字技能，因竞争力不足而掉队；大多数媒体监管框架远远滞后于技术变革加速发展的新世界。例如，即使本地公司如今在与规模更大且基本上不受监管的外国供应商竞争，大多数的监管仍只停留在国家层面。
如今，上传至网络的材料数量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监管机构监控有害内容的能力，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公民发挥更多作用。监管机构需要扮演新的角色，确保公民获取知识和技能，以便充分利用数字资源，同时防范恶意、有害或不适当的内容。
提高媒体与信息素养
提高媒体与信息素养的目的，是让技术使用者通过不断学习和获取知识来增强技术能力，这些知识包括：媒体的功能，内容创建和分发的机制，媒体的影响，人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使用、影响和控制媒体的人的责任，以及对新兴技术进行的符合道德的设计和使用。
人们尤其应该了解他们将与之进行互动的人工智能系统，并且了解此类系统使用方面的道德考量和期许。人们必须警惕媒体操纵，提防恐怖分子或犯罪网络渗入社交媒体。数字内容的消费者还必须能够识别并应对各种风险，例如网络欺凌、报复性色情、网瘾以及其他互联网使用问题。
为了提高媒体与信息素养，监管机构和决策者应与内容创建者、民间社会以及平台和网络运营商合作，鼓励发展更快、更可靠的事实核查途径，提高新闻业的标准和可信度，重点推广旨在提高媒体与信息素养的项目，这些项目应关注心怀不满的青年，防范激进行为以及犯罪和恐怖组织的招募活动。
结论
为了保护民主，向数字社会和经济的转型必须与媒体与信息素养革命同步进行。如果联合国大会宣布10月24日至31日为全球媒体与信息素养周，则将大大推动这一进程。这将与2019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作出的相关决议相一致。
注释
1世界经济论坛，《大数据、大影响:国际发展的新可能性》（日内瓦，2012年），第3页。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C_MFS_BigDataBigImpact_Briefing_2012.pdf.
2《相互依存的数字时代——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的报告》（纽约，2019年），第17页。https://www.un.org/en/pdfs/DigitalCooperation-report-for%20web.pdf.
3 乌尔斯•加瑟和维尔吉利奥•A•F•阿尔梅达，“人工智能治理的分层模型”，《IEEE互联网计算杂志》，第21卷，第6期（2017年11月），第58–62页。https://dash.harvard.edu/handle/1/34390353.
4 戴维•莱斯利，《理解人工智能的道德与安全：公共部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和实施指南》（伦敦，艾伦•图灵研究所，2019年），第3页。https://www.turing.ac.uk/sites/default/files/2019-06/understanding_artificial_intelligence_ethics_and_safety.pdf.
5《相互依存的数字时代——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报告》，第18页。
本文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师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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