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病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各国政府正耗费巨资恢复受冠状病毒影响的经济，对此，秘书长表示：“我们必须通过清洁、绿色的过渡提供新的就业和商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紧缩近3.2%，这将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紧缩，其严重程度远超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仅在2020年，有数千万人（从3500万人增长至6000万人）可能陷入极端贫困，逆转了过去20多年全球极端贫困人数下降的趋势。据估计，约16亿人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包括许多“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将面临丧失生计的风险，并且许多人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
为遏制2019冠状病毒病的传播，各国相继进入前所未有的封锁状态。各国政府迅速认识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来遏止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进一步的破坏。为了重振经济，许多国家推出了规模空前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截至2020年夏季，财政和货币刺激已超过9万亿美元。也许我们有强烈的意愿推动经济恢复到大流行病之前的水平，但现在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我们不应该回归原状。
秘书长曾强调说各国政府面临着两个选择。他说：“我们可以选择回到过去的状态，也可以选择改变投资方向，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投资化石燃料，但该行业市场波动大，化石燃料的燃烧还会导致致命的空气污染。又或者，我们可以投资可靠、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这在经济层面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向净零排放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比化石燃料行业的就业机会更健康、更安全。国际劳工组织发现，到2030年，以能源部门为重点的气候行动将为全球新增2400万个就业机会。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对可持续能源进行适当的投资，未来三年内，每年可创造900万个就业机会。《新自然经济》系列报告表明，到2030年，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经济模式可以创造3.95亿个就业机会，且有望每年创造高达10.1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
如今，约有12亿个工作岗位（占总工作岗位的40%）依赖于健康的环境，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例如，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蜜蜂授粉，尤其是水果、蔬菜、纤维作物和坚果等作物。没有蜜蜂的辛勤劳作，我们就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
人们往往把不能落实目标宏伟的气候行动归咎于高昂的成本，但是，不采取行动反而会付出更高的人力和经济成本。例如，预计到2030年，仅仅热应激就会导致全球总工作时间减少2.2%，造成2.4万亿美元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增加关键领域的公共开支有助于减少气候影响，并帮助推动经济、就业增长。绿色投资领域包括：
- 投资清洁基础设施，范围从可再生能源资产（能源储存、可持续氢能、电网现代化）到医疗保健、社会护理、社会住房和数字经济。
- 投资以提升建筑能效，包括隔热、供暖和家用储能系统的翻新与改装。
- 投资教育和培训，帮助因疫情失业的人找到有报酬的新工作，并解决净零排放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构性转变。
- 投资自然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再生能力，包括修复富碳栖息地和气候友好型农业。
- 投资清洁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帮助农村实现可持续农业和生态系统修复，或加速可再生能源设施的安装。
不向污染行业提供纾困
不再为污染行业提供财政救助，除非这些行业承诺履行《巴黎协定》。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如果要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企业，那就必须创造绿色的就业岗位和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一定不能救助过时的、污染严重的碳密集型产业。”
如果公司充分理解气候变化对财务结果带来的风险，并能够找到机会转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那么，这些公司在财务上可能比其他公司更具有可持续性，能为股东、客户和社区创造更多的价值。过去十年中，在股市上，开展绿色活动的公司表现优于使用化石燃料的公司。拥有更强大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组合的公司，始终能更加游刃有余地抵御危机，其投资组合在金融市场上的表现也优于传统的投资组合。
是否应以直接补贴或贷款保障等其他形式持续为企业提供政府资助，应该取决于企业是否作出明确的气候承诺。至少，接受公共救助的公司应尽到某些义务，包括提供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披露，设定明确的2030年初步脱碳目标，助力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此外，接受救助的公司应制定一项投资计划，概述新投资将如何帮助公司实现减排。
对于重点高排放行业，可以采取特定的行动来改善工人条件，并帮助公司走上低碳之路。例如，对航空业的支助可以以使用更加可持续的航空燃料为条件，对能源密集型制造活动的支助则可以以购买100%可再生能源为条件。
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共提供了3200亿美元的燃料补贴。其中，1500亿美元用于补贴石油产品，1150亿美元用于电力，500亿美元用于天然气，25亿美元用于煤炭。除了对燃料部门的直接补贴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公共资助，以上估值只是部分数据。也就是说，纳税人的血汗钱被用于提高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的盈利能力。正因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多次呼吁政府“对污染征税，而不是对人征税”。
实施碳定价和化石燃料补贴改革，对于增加政府收入或更好地利用公共开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碳定价计划旨在确保化石燃料的价格能够反映包括排放量在内的真实成本。世界银行的信息显示，这一计划在2018年产生了约440亿美元的政府收入。
碳定价可以创造新的公共财政来源，从而帮助政府在医疗、教育或基础设施等其他优先领域进行更多投资，并确保劳动力的公正过渡。例如，在向可持续能源驱动的世界过渡的进程中，化石燃料等行业的工人会受到影响，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掉队。相反，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寻找新的、更好的创收机会。
许多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减少化石燃料补贴，其中不乏发展中国家。例如，尼日利亚最近改革了化石燃料补贴框架。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需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同时，再加上价格战的影响，每桶石油的价格降到了许多生产商的盈亏平衡点以下。最终，在可预见的将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很可能持续保持低位。这种情况为各国政府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补贴、加速化石燃料行业转型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
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以及煤炭丰富的经济体，财政刺激措施可以有效地尽早淘汰竞争力最弱的资产，促进经济多样化发展，为在过渡时期受到影响的工人和地区带来更多的扶持。
将气候问题纳入所有决策
所有财务和政策决策都要把气候风险和机遇考虑在内。
气候行动必须成为政府和企业的核心焦点。明智的企业和投资者已经开始更好地为气候风险定价。但是，政府必须做得更多。
最近，秘书长向部长们表示：“由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未竟之事，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正在产生破坏性影响。”
这些未竟之事包括：不认真履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听从警告，继续破坏自然环境；无视气候风险。“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我们却视若无睹。只要再爆发一场危机，数十亿人口就将面临贫困和金融危机。我们尚未充分地在全民健康覆盖、优质教育、社会保障、安全用水和卫生设施等抗灾能力方面进行投资。我们尚未纠正导致妇女和女童不断遭受各种危机冲击的权力不平等。”
要评估金融体系中气候相关风险的规模，需要开发新的分析工具，例如，将气候情景整合到常规的“压力测试”之中。监管机构已经进行了压力测试，以评估银行机构在不利情况下的应对能力。
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确保，将气候相关风险充分纳入各独立金融机构的战略和风险管理程序。虽然，按照与气候相关的财务披露工作队的准则自愿披露气候相关风险是必要的第一步，但是，为了加强和系统化气候相关风险的整合，强制披露迫在眉睫。
金融机构应进一步了解气候相关风险，并在其风险管理过程中、投资决策制定中以及长期战略中考虑这些风险。气候政策的变化、新技术和不断增加的自然风险，将促使人们重新评估几乎每一项金融资产的价值。同时，那些将业务模式向净零排放过渡的公司将获得回报，那些未能作出调整的公司则将受到重罚。
越来越多的公司有兴趣采用与升温1.5℃情景兼容的可持续商业计划和基于科学的目标。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典型之外，市场和主要的金融机构仍未认真对待气候相关风险。
团结协作
团结协作实现更好恢复。
温室气体像冠状病毒一样，不受国界限制。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公司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取得成功。
《巴黎协定》建立在国家之间互相合作的基础之上。任何地方的排放都会影响到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因此，各国必须团结协作减少排放，构建应对能力，降低气候变化的最严重影响。
《巴黎协定》认识到，不是所有国家都能获得相同的财政资源和技术，尤其是对气候变化问题所负的责任最小的中低收入国家，它们通常需要高收入国家的援助，才能建设更清洁、更绿色的可再生能源，采取措施抵御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国际援助至关重要。
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对于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也至关重要。此次大流行导致大多数国家收入下降，支出增加。对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公债和更大的赤字。政府承受着不断增加的外债偿还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尤其面临巨大压力，这限制了它们推出政策措施来促进对可再生能源或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等生产性可持续资产投资的能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主权债务危机也至关重要，有助于为政府创造财政和政策空间，从而通过投资实现强劲的脱碳、公平和强韧的复苏。
全世界的公共开发银行需要在国家、地区和多边层面共同努力，帮助各国确定和资助低碳、高生产率的活动，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扩大在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的资源，并支持工人和社区的公正过渡。这对于提供资金建设抗灾能力和帮助各国适应气候变化也至关重要。
当前，所有国家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并非所有人都受到相同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最贫穷、最脆弱的群体影响最大，这个群体中大部分是妇女。其中一些人生活在受洪灾或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地区，也有一些人遭受着最严重的热应激或水资源短缺影响。2019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流离失所人数比战争多三倍。超过95%的流离失所是由风暴和洪水等天气灾害引起的。
支持防洪、修建抗灾道路和抗灾建筑等气候变化适应工作，并提高社区的抗灾能力，应在一系列恢复措施中处于优先位置。例如，在制定旨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收入来源的公共工程方案时，可以优先考虑防火防洪、恢复生态系统或滴灌等提供适应性共同利益的项目。
向碳中和经济过渡，还可能对依赖煤矿开采业等重污染行业谋生的人们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些行业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公正的过渡，以确保人人具有就业机会。此外，在政府不提供支持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不应给无力负担的人造成新的成本。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必须由造成污染的人承担。
限制气候变化的行动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目标。如果能够充分动员政府、企业、城市、民间社会以及我们每个人，让大家现在就要求获得成果，要求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承诺，那么可持续发展目标仍旧可以实现。